从几岁到十几岁的这个阶段，我不曾读过《红楼梦》，当然了，宝黛的爱情故事我还是从各种各样的渠道里了解了少许的几分。这话说出去，似乎还真有些丢人现眼。不过我倒是庆幸自己当时没沾染这书——在一个看得到缠绵悱恻的爱情，而看不到爱情背后的秘密的年纪，读红楼，就好像小孩子吃药的把戏，舔干净了糖衣，吐出苦涩的药瓤，虽然图了一时的可口，但断然不能治病。

　　但在大学最后一个寒假，我带着一本《红楼梦》作为每天在家阅读的枕边书，只打算夜里睡前读一回足矣，这一翻开，就是半个晚上。熄灯躺下，脑子里还全是黛玉的眼泪，凤姐的笑声，秦可卿的背影；细细咀嚼“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之类的语句，常有茅塞顿开之感。这些感受或许是每一个热爱红楼的人都会经历的初级阶段吧，但是，如果每次都聆听别人的陶醉，自己却享受不到，就和因听别人说某种东西好，而自己随声附和一样可悲。

　　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博尔赫斯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发现大海，发现爱情”，发现曹雪芹与《红楼梦》，又何尝不是如此？

　　长大以后，需要一本《红楼梦》。长大，未必代表成熟，成熟或许代表聪明，而聪明未必代表智慧，但是智慧未必代表着俗世的圆满。《红楼梦》的故事，便在这个圈子里循环往复。

　　黛玉长大了，但是她“质本洁来还洁去”；宝钗成熟了，但是她赢得了婚姻失去了爱情，落得“金簪雪里埋”的下场；王熙凤是头一号聪明人，但“机关算尽太聪明”的结果是“反误了卿卿性命”；宝玉是红楼里最大的智者，却最终消失于“白茫茫大地”，回归大荒山青埂峰下。

　　把人世间看透的人太多，《三国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的作者都是把人世间看透的人。他们秉承劝讽的理念，不亦乐乎地重复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世态炎凉的内容，最后再勉强地画一个圆圈。他们写得惊心动魄、锥心刺骨。书里洋溢的情绪，或热情、或冷漠；或赞赏、或谴责。但是，没有哲思。

　　有人说，曹雪芹是那种把看透了都看透了的人，这是有道理的。第一遍读红楼，读到了美好的爱情，读到了婉约的诗词；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更多遍以后，上述提到的几本书里讲述过的主题渐渐露出水面。毛泽东说《红楼梦》里面有政治，这是很精辟的。

　　一个王子腾，从未在整本书里正面露过一次面，但每从侧面叙述中出现一次，随着他的政治生命的盛衰，就左右一次四大家族命运的盛衰。

　　一个贾雨村，平儿嘴里那个“半路出来饿不死的野杂种”，之所以饿不死，是因为他够坚强，之所以是个“野杂种”，是因为他够无耻。坚强与无耻，是在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条件。

　　一个贾母，所谓的“富贵闲人”，其实是个标准的老狐狸精，凤姐要奉承她，讨她开心，说到底还是出于对她在家族政治中的绝对权威的畏惧，如果她真的因为年老而昏聩，凤姐一干人等大抵不用如此这般地费心。

　　但是，如果光是有政治、有社会还只是“看透了”。王国维说“《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这样的评语是对一部小说的最高褒奖，对其它中国古典小说，他没有这样的评价。曹雪芹把看透了都看透了，别人——施耐庵、罗贯中、冯梦龙等，他们只是作家、对社会有很深研究的历史学家，他们立在平原上看社会。而曹雪芹，他不但是作家，历史学家，他还是个诗人、是个哲人，他独自立在宇宙中看世界。

　　施耐庵、罗贯中、冯梦龙等人的局限，在于他们的疑问止于“人的生计”——人如何与他人斗争、人如何战胜别人，人如何获得财富与权势，便戛然而止；曹雪芹则进一步追问“人的存在”，继屈原《天问》与庄子的《天运》，曹雪芹以小说的形式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少女（美好的事物）为什么一定要死亡？“天下无能第一”的贾宝玉的“无用”究竟有没有用（《庄子》：“世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换言之，“美”到底有没有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盛事之后又是什么？为什么每个人既然都是平常人，他们的利益诉求都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这里没有大奸大恶之人，也没有不可抗拒的外力（如“神谕”之类），毁灭性的悲剧还是会发生？

　　是的，人长大以后，需要一本《红楼梦》。复杂的社会与人事刚刚在人面前徐徐拉开帷幕，太多的东西，需要人去亲身经历，需要人去聆听经验，需要人去吸取教训。其实，读读三国和水浒，也总是好的，然而，就像今人刘再复先生说的那样，三国和水浒，和红楼一样，都是中国人的梦，只可惜，前两者的梦做得不够健康，而红楼梦不是。

　　红楼梦有一种童真和神性在里边。历经人事之后，虽懂得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但最终获得一颗赤子之心——这赤子之心的流露，在于对人类自身的思考和怜悯，它干净如那片“白茫茫大地”——不知道，这是不是曹雪芹对阅读到他的《红楼梦》的读者们的期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