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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成都是一座伤城 文/圣马克方场 |
1 成都人可以和麻将和谐相处，可以和啤酒和谐相处，可以和未装修的房子和谐相处，这是成都人骨子里的休闲精神。但成都人却未必能和“东西南北中”和谐相处，未必能和倒放的啤酒瓶子和谐相处，未必能和垫在啤酒瓶子下面的半块砖头和谐相处。五月的成都，是一座伤城，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他们都没办法继续以前的那种休闲生活。那个由麻将、砖头、啤酒瓶做成的“地动仪”，从五月十二日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他们最大的“休闲”。他们与这个“地动仪”“生死不离”，相拥而眠。其实“东西南北中”在这个时候未必还有作用，但作为成都人的休闲产物，你却要给它必然的存在合理性。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成都人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好耍的脾性收敛起来，无声无息地将力量凝聚到一起，做着决不比其他人少的实事。制作一个“地动仪”，当然是有原因的，成都人不仅热心肠，喜欢做好事、善事，而且做好事善事不能留名，如果做一件芝麻大的事情还留下了线索让别人知道是自己干的，那他绝不是一个地道的成都人，一个聪明的成都人。一个聪明的成都人，总是会玩“地动仪”这样的小把戏的。 地震后第一次见到冉云飞是在望平街的一个酒吧里。那天是端午节，原本等着一个晚上有饭局的朋友回来之后再去过一下端午，没想到晚上十点多却收到她的信息，叫我们去酒吧把冉云飞扛回家……也许连冉云飞自己都不清楚，他这是第几次从地震灾区返回成都了。他喝了很多酒，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已经在酒吧的长沙发上呼呼大睡了，桌子上放着一个鼓鼓的包，后来我知道了，那个包是他收到的一些热心的朋友捐赠给灾区的药品。他就是这样，一些希望能尽快交到灾区人们手上的东西，他都义务当起了中转站，不为别的，只因为大家信任他。即便地震后他三天两头要到灾区去送物资，但他依然坚持每天更新他的博客，把他看到的信息及时告诉大家，他收到的物品，也会相应在博客上公布出来，至于这些物品是如何通过他送到了灾区人们手里的，他却没有过多的描述。他当然没有自己制作一个“地动仪”，但你能感觉得到，他玩的做好事不留名的把戏却更高明，更让人察觉不到，倘若你只是一个通过他的博客了解有关他的一些信息的网友，你一定不会知道，端午节的那个晚上，他是刚从灾区绵阳返回成都。这个晚上只是他众多个从灾区回来的晚上之一，但是这个晚上似乎更有代表性一些，不是么？他没有和他疼爱的女儿、妻子一起过端午，而是一个人出来喝酒，我想，除了在灾区的那些见闻，再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触动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压抑自己内心的伤痛了。 我不善于揣度一个人的心理，但通过某些事例得出一些推论是不成问题的。地震发生之后，媒体的行动和救援人员的行动几乎是同步的，按理说，我们的媒体报道自然会把真实的情况展现在观众读者面前，但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众所周知的一个原因是，“和谐”的主旋律下，许多真实场景是需要通过技术手段来处理的，在这样的突发事件面前，我们的技术处理手段有限，那么就只有采取“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办法了，凡是与“和谐”相抵触的，一概要屏蔽过滤掉。所以有南方报业集团的记者被勒令撤出灾区，有李承鹏在自己的博客上介绍绵阳刘汉希望小学的情况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有救灾不力的干部被群众打伤但报道为“救灾时被落石砸伤”，有另一个声音说地震中教学楼垮塌既是天灾也是ren huo（拼音，汉字会被GFW屏蔽。编者注。）……天生长有二两反骨的冉云飞当然知道这些事情，但他没有对这些事情发表任何自己的看法，而是提供一些他自己的见闻，即使是对这些已经为众多人知道的消息，他也不会表现出更多的关注，这个时候他关注的重点不是这些，而是自己的行动所能提供的帮助到底有多少。这些让人难以接受的消息，比地震的强大破坏带给人的伤痛更甚，但这时候很多人都选择了跟冉云飞一样的方式来承受和对抗这种伤痛。 2 梁朝伟的“伤城”是他一个人精心计划的复仇之城，数十年的伪装生活状态，只有在复仇达成之后才会结束，既是伤痛的一段生活经历，又是精疲力竭的一段伪装经历。五月的成都是一座伤城，但它不只是某个人的伤城，这个所有成都人的伤城里，伪装起来的只有短暂的商铺关门和一如常态的生活秩序，更为真实的表现是，血站前排起的长龙，源源不断驶向重灾区的的士和私家车，迅速集结起来的救灾必需品，清誊出来并打扫一新的房间……5月13日，“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在成都成立，首批30家国内外NGO（公民社会组织）正式联盟，成都成了中国NGO大检阅、大集中的场地，耍都在这时候成了最具有实干精神的城市，这座伤城来不及照顾自己的情绪，但是却以最快的速度凝聚并展现出了自身强大的力量。 一位去绵阳北川灾区采访报道的成都媒体记者朋友，到那里之后跟着救灾的人们在废墟上奔走了大半天的时间，给许多不知所措的人们提供建议，给救灾的队伍充当向导，跟被埋在废墟下的伤者说话、加油鼓劲，直到晚上在救灾指挥部的帐篷里坐下来，才想起自己包里背的相机、录音设备、笔记本还没有拿出来过……从灾区回来之后，她才发现那种高强度的反常画面冲击完全打乱了自己的思维程式，反复重现的画面已经让自己无法在床上安稳入睡，只能在客厅里铺个地铺，边睡边说梦话。第二天，她又去了另外一处重灾区…… 救灾第一阶段结束后，去灾区第一线采访的任务也很少了，但是她却跑灾区跑习惯了，每周至少还得去一趟，只是这时候她的身份不是记者，而是志愿者。她是一份周刊的时尚记者，平时关注的内容是新装发布、新店开业、奢侈品新品上架等，所以在第一次商量给灾区人们带去的物品清单的时候，她吵着要买防晒霜，要买消毒湿纸巾，而对于同事要求以毛巾、牙刷、肥皂等物品替代的时候，她还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而到现在，她已经为一大型灾民安置点解决了饮用开水的问题，已经完成了组织高校毕业学生捐献床垫、被褥的行动，并且将她们的志愿者队伍进行了重新的分工设计，有人专门负责联系物资，有人专门负责物资运输、有人负责志愿者资源协调，有人负责必要的对外宣传。当然了，她又做回了时尚记者的角色，而客厅里的地铺在五月底就不再用得着了。 她说，地震发生后的半小时，是她歇斯底里的半小时，但就是这半小时之后，她就决定了自己要去面对灾难，要看见它的过程，看见它的结果，要知道灾难对自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她要去第一线的原因。 还有众多的涌向灾区第一线的志愿者，其实都有着跟这位记者朋友一样的动机。他们就是不愿意用等待来面对这场灾难，就是不愿意无所事事而又不断放大自己的悲伤。 3 可能是因为余震不断，也因为灾难降临的那一瞬间给人的印象太深刻，我对时间的概念总是有些恍惚，六月中旬的某一天，一个从重灾区来到成都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已经放假了，我问他什么时候恢复正常，他说早恢复正常了，现在放假是因为已经到放假时间了。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身边很多人身上，他们常常会提起自己在地震之前计划好要做的事情，生活秩序一恢复正常，他们就觉得那些耽误了的事情应该能在“这个月底”完成的。那段不正常的日子实在太不是滋味了，谁也不愿意再回去算一算，看看到底经历了多少天，所以他们的思维惯性一直想着的是“这个月底”。 生活恢复到正常，在清理自己需要处理的事务时，总是感觉很奇怪，好像有一段时间被谁抢走了，但该处理的事情却一件都没带走。自觉不自觉地把以前的日子跟现在的日子拿到一起来作比较，是察觉到有一些变化了，但是具体是哪些细节发生了变化，却又说不上来。几个熟悉的朋友再次聚到一起，极力想找回以前那种散漫悠闲的生活状态，却发现每个人讲述的故事、话题都跟以前有不一样的地方了，于是有人讲着讲着就停下来了，跟着开心的听者也突然停在那里不笑了，有的还会叹上一小口气。之后自然大家又会互相鼓劲，但越是这样越觉得不自在，因为都发现，以前那些让大家安闲自在、开心开胃的东西被弄丢了一块。这时候你有种感觉，成都其实是一块巨大的蛋糕，每个人都享受着其中一份，而地震发生后，有一块被陌生人啃去了，于是大家都没了兴致。如果要描述五月的成都到底是怎么一座伤城的话，我想，这感觉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