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奥尔良一共搬了七次家。

　　第一次是从中国搬到新奥尔良。我一个人带了两个超级巨大的箱子，半个人都不认识。半夜黑漆漆的从机场出来，又推又顶又拖的带着我的大包小裹们找到了机场大巴，在黑不隆冬又破破烂烂的新奥尔良老城里转了一个多小时。没戴眼镜的我在暗夜里什么也看不清楚，就记得那个又破又大的停车场，靠着一栋不知道有几百年老的破楼，砖墙上的水泥墙面都斑驳脱落得差不多了，在白惨惨的灯光下露出里面已经变成黑红的砖面。

　　大巴司机怎么也不肯带我去那个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儿的学生宿舍，规规矩矩地把我这最后的乘客放在学生活动中心门口就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大箱子上面，突然想起电视里民国战乱时期背井离乡的穷学生们，不知道这凄凄惨惨悲悲切切的心情是不是都一样？

　　我正在那儿神游的功夫，学校里半夜巡逻的警察大叔开着叮叮响的高尔夫球场小车发现了我这个坐在超级巨大箱子上的呆子。警察大叔就是见过世面，一看我就是个傻头傻脑不知道该去哪儿的国际学生。于是马上用步话机联络后援，开来一辆皮卡，把我的大箱子往上一扔，然后我就被塞进那叮叮响的小高尔夫球车里，没开出去一分钟就到了500米开外的国际学生临时宿舍。我这风光的，500米路还硬是让警察大叔给护驾到达！

　　学校的临时宿舍十块钱一天，现在回想起来条件真不算太好：灰不拉叽的旧地毯，床垫子一头的布面有点破了，隐隐露出里面的白色。房间里没有卫生间，洗澡要去一层楼一个的大澡堂，每人一个小隔间。大半夜的没人，塑料拖鞋踩在石板地面上啪啪响，还带着回音，有点慎人。

　　不过就是这样的条件，要比起来我以前的大学宿舍，那真是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以前是八个人同住，一层楼里得有不下二百个女孩，水房只有两间，厕所八个，还不带门。比起以前的艰苦条件，这就算天堂啦。于是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把我的枕头、被褥都从我的无敌巨箱里拎出来，哼着小调铺床，又激动又疲倦地做起了第一场美国梦。

　　七八月是新奥尔良全年最热的时候，学校的临时宿舍只能住十天，再热，也得出去找房子啊。我上大学的时候，宿舍是学校安排好了的，不管满意不满意，反正学校负责不让学生露宿街头。这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学可不同了，学生多，宿舍少，你自己不提前个三五月申请，名额早没了。你说你是国际学生，要求学校照顾？学校除了提供一点租房信息之外，具体的申请、填表、交费等等等等，还得你身体力行。十八岁以上就算成人了，何况又是来读研究生院的，学校可不负责培养什么基本生活能力，管你说英语还是鸟语！所以这个房子，嘿嘿，自己慢慢找吧。

　　于是，我怀揣几百大洋，举着把防紫外光的雨伞，在似火的骄阳中也不管路人奇怪的目光就开始找房了。那个时候我连什么是鸡蛋沙拉三明治都不知道，更别说买份报纸，找到分类信息一栏，跟大大小小的房东们先预约再看房了。我就是一颗红心，两手空空，双腿如风，走到哪算哪吧！

　　与美国其它城市比起来，新奥尔良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别的城市，富人区有，贫民窟也在，不过彼此都离得远远的，一个区有一个区的特色，互不相干；新奥尔良的贫富分化比其它地方怕是只有更厉害，可破房子大豪宅却偏偏都在同一个区，富人们与穷人们有时候就隔着一条街，两边光景天上地下，隔岸相望，却多少年来相安无事，各有悲欢。这些房子们的出租价格当然也与房子本身好坏相关，不过更重要的因素是距离学校的远近。我们学校对面是城里有名的奥杜邦公园，大片的绿地，人造湖，喷泉都给学校这片宝地增添了无数的旖旎风光和经济价值。最令人赞叹的是公园湖中的一个“自然保护岛”，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灌木丛林和其中自由栖息着的不知道有几百只的白鸟。每当傍晚，夕阳西沉，百鸟归林，浅啼低吟。如果能住到这附近，那就跟住在天堂外围也差不多了。

　　新奥尔良城市不大，但没车在城里却是万万不行的——归结起来实在是因为公交系统太差，又慢又不准时。所以尽管学校附近贵得不得了，但没有车，靠走路找房，也只能在附近的几条大路小巷里穷逛。这个时候正是租房高峰，大大小小“吉屋出租”的牌子可真不少。我没经验，看到一个牌子就跑到人家门口去敲门。敲了半天，里面出来个黑胖女人，满脸疑惑地看着我：“有什么事吗？”

　　“我，我想租房。”

　　那女人看着我傻头傻脑的样子简直忍俊不禁，说：“你要打那个牌子上的电话，我也不是房东，不过住在这里而已。”

　　我这才明白，原来走路找房，也还得打电话啊！

　　可我真的痛恨用英文打电话呀。当面还说得磕磕绊绊的，电话里一紧张，就更加结巴了；而且对方说话一般都很快，我老听不清楚，只好“对不起、对不起”的说个不停，真逊啊！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人家这儿就是这个规矩，我又没有亲朋旧友，新来的同学情况都差不多，只能入乡随俗，行也要行，不行硬着头皮也要行！

　　经过了四五天的巡视，我被晒得又黑又亮，学校附近这些拗口的街名也记得差不多了，终于把住处定下来了。尽管小房子的外观看上去红墙碧瓦的，可里面照样是破烂的木板墙，一点都不隔音，半夜给家里打电话都要轻声细语，要不隔壁就“咣咣”砸墙抗议。好心的老生开车带着我们新生去二手旧家具店买了床桌凳和基本生活用品，这个家就这么置办起来了。厨房客厅都要与其他的室友共享，水电网络一切都得自己给电力公司水利局电话电视公司联络，因为没有信用记录，还要交好几百的水电押金——我微薄的钱包立刻就见了底，学校要是再不把奖学金发下来，连温饱都要成问题啦！

　　就这样住了一年，觉得房租还是太贵，于是仍旧申请了学校宿舍，第二年夏天风风火火的就搬进了校园。这次搬家不比当初，尽管我仍旧没什么家当，可床啊，桌啊，椅子啊，哪怕都是旧的破的，也还得像宝贝一样一一搬将过去。一个女生，两个箱子还能对付，自己搬这些家具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请好心的同学们帮忙，床垫子拿根塑料绳绑在小汽车顶，车里的人还要半站着伸出一只手向上扶着；床架子可以拆开，划拉两下都塞进车后备箱；椅子凳子个头小也都可以塞进去，如果装不下了就敞着后备箱门，跟在国内打的时运自行车一样。好在我的破烂不多，一两趟就都运完了。

　　学校宿舍住了两年，我要结婚了，不能再和室友同住。又开始在学校附近找房，这次当然是买来报纸，按图索骥一个一个打电话过去询问。同一套话翻来覆去都说顺嘴了，然后就骑上我吱吱嘎嘎响的第N手旧自行车去挨个儿看房。有了自行车，活动范围就比陆地行走大多了。我骑着车，在新奥尔良春末夏初的五月微风中沿着学校附近的圣查尔斯林荫大道溜达，道路两旁无数豪宅门口的大玉兰花树和各种颜色的山茶杜鹃都在怒放，空气中弥漫着馥郁的花香和甜橄榄树的淡淡幽香。这个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想放声高歌的冲动，而且要唱的歌词是“我们走在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尽管这里是腐败的资本主义老城，尽管新奥尔良的道路三步一个小洼，五步一个大坑，如果不留神，倒很有可能摔他个鼻青脸肿眼冒金星！

　　新家在一个二层的小公寓楼里，院子里有一颗巨大的正在开花的玉兰树，还有一个蓝莹莹的露天游泳池。就是房子小了点，两个人住有点挤。可我喜欢这游泳池——电视里的豪宅，不都是要有游泳池吗？住不起豪宅，有个公共游泳池，好像就离美好生活更近了一步呢。再说，我们正考虑买辆二手旧车，这里有充足的免费停车位，距离学校又近，尽管不是什么特别的好区，治安也还凑合：反正天黑后不能单独在外行动是常识，住在哪里都得遵守。

　　于是，我喜滋滋地搬了家，把门钥匙多配了一把交给一个朋友，让他帮忙照看着，就风风火火地飞回国与大伟结婚去了。

　　一个月后两个人回来，箱子又多了两只。回家一看，好家伙，卧室里乱七八糟，仿佛刚被飓风吹过一样。朋友这才坦白，原来在这一个月里，家里被盗了。这个盗贼比较有趣，不撬门，偏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厨房矮窗外面的防护铁条一根根卸了下来，客厅什么都没动，唯一值钱的电脑也没理，专门翻我的壁橱，把我初到新奥尔良时带来的长长短短的冬鞋席卷一空。冬天的鞋子丢就丢了吧，反正新奥尔良并没有真正的冬天，这些鞋子三年也没穿过两次。除了鞋，走之前我放在一个小塑料袋里统共没几块钱的钢崩们也不见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一套化妆刷和一堆过时的中文CD——就这些。

　　我和大伟坐在床上，大眼瞪小眼哭笑不得。他在新奥尔良的第一天，嗯，不比我的差！

　　一年后租约到期，我们决定再次搬家。

　　住了这些年下来，破烂是越攒越多，不过除了电脑，仍旧没一样值钱。可这回搬家，那真是鸟枪换炮了。我们有了自己的车，尽管破，但不用央求朋友自主独立是多么的幸福啊。东西多不怕，我和大伟采取了蚂蚁搬家的战术，一天一点蚕食，前后用了一个礼拜来来回回跑了七八趟，这个家终于再次落成。

　　跟当初炒锅只有一个，床只有架子没有床头的时代比起来，现在的家也真可以说“应有尽有”了。这次我们选择了新奥尔良最传统的房子，用南方土话说叫“猎枪筒房”，就是说这房子从客厅到卧室都是一间套一间，从前到后窄窄的一大长溜，跟猎枪的长枪筒似的。如果卧室那里向上发展，再盖出个二层，那么猎枪筒房就变成了“骆驼背”。我们租的是改良过的猎枪筒，卧室不正对着厨房开口，不用担心油烟。而且这猎枪筒距离地面有一米来高，前面有片小小的露台，露台上一个白色的秋千椅子，充满了古老种植园的怀旧气息。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高起来的一米，在卡特里那飓风摧毁湖堤水漫金山的时候，是多么的重要。

　　大伟踩着门口的砖围栏，把我从圣安东尼奥带回来的紫色云片石风铃挂上了门廊。卫生间窄窄窗户的外面是爬满了木篱笆的浅蓝牵牛花，每天清晨都有几朵在浸透了阳光的绿色中盛放。邻居家的爸爸是个德国医生，大概是秉承了德国人一贯的能工巧匠传统，自己在我们共同使用的后院里铺了大片的绿色草坪，并给他两个可爱的儿子们建起来一座简易儿童秋千。好天气的下午，烤肉的香气和清脆的童声从卧室外面隐约传进来，我们也常常沾光吃到美味的德国烤香肠。而后院的芭蕉树结出大串大串芭蕉的时候，我们两家也会一起摘来吃。

　　我常常有一种错觉，在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我坐在这白色木头秋千上摇啊摇，就摇出来一个新的王国。后来几次不得已的搬家，直到终于离开新奥尔良，我的乡愁啊，虽然生根发芽在中国大地，却开花结果在这遥远的爵士乐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