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1600-2000中国的奋斗》 作者/徐中约 译者/计秋枫,朱庆葆 编校/茅家琦,钱乘旦 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时间/2008年1月1日

　　本书作者徐中约（Immanuel C.Y. Hsü，1923-2005），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他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赴哈佛大学留学，期间得到费正清、杨联陞等史学大家的指教。徐先生的专长在中国近代政治史、外交史，著有《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伊犁危机：中俄外交研究》等。本书是徐先生综合运用多种文献，吸收不同语言的研究成果写成的近代中国历史，第一版甫面世即受到好评。其后屡有修订，目前已发行至第六版（为大陆中译本），时间跨度由清朝立国迄今，内容涵盖制度政策、思想文化、经济、外交诸方面，是继萧一山《清代通史》、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史》系列之后，学习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中国近代之所以自十七世纪写起，是基于作者心目中的通史观念，对此第一章有清楚的交代：“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制约了中国对19世纪外来挑战所作的反应。西方的侵入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传统中国转化为近代中国。但是，如果对原先的机制缺乏相当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转化的效果。”（第3页）本书第一编（二到六章）就是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各方面的介绍，其目的是使读者能够联系前后史实，进而对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的复杂事件做出较为公正的判断，而非如Robert P. Sloss书评所指责的，是为了对应欧洲历史的文艺复兴。（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Vol.48,No.1.）

　　作者相信，“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第9页）他把政策和制度、对外来种族和民族的反抗、对新秩序的探索，作为形成中国近代的三个主要动力。这一观点强调了中国的主动性，是对冲击——反应理论的修正。全书“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时代，其间，内外因素互相交织，将一个儒家普世帝国改造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第一版序）

　　笔者认为，本书主要的优点在于以清晰生动的语言，叙述了世界历史上的近代中国。作者在纵向上追求贯通古今，已如前述；在横向上，则表现为将中国放入世界全局的眼光。特别是在其专长的政治史、外交史领域，相关各方材料的运用较为得心应手，立论分析细致入微、征实可信，反映了条约背后的复杂心态、利益冲突和在当时产生的客观影响，而不一并诋为“卖国”；并且注意吸收学界的新成果，笔者作为中国历史的学生，时有耳目一新之感。以下不妨进行一些书摘：

　　西方国家通过建立条约口岸和扩展商务，争夺贸易利益和经济特权，俄国人则既强调贸易收益也强调取得领土。从南和从北而来的这两股势力，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一种钳形活动，越来越紧地掐住江河日下的满清王朝。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西方和俄国是影响中国的两个主要根源。（172页）

　　《虎门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又满足了法、美最惠国待遇的要求，是因为“中国人觉得，获取美国与法国的善意，将会在日后保护中国免受三国串通一气之害”；“各国洋人之间夺取利润的争斗可能会导致他们互相争斗，那将非常有利于中国推行‘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由于中国对外贸易的潜力有限，故究竟是让英国人独占全部的利润还是让其他国家的人来瓜分并无所谓”。（151页）

　　琦善没有同意《穿鼻草约》的签定（148页）；恭亲王对外交的新认识（211、217页）；日本的阴谋（269页）；中国内战与美国大选（510页）等等，可以说作者的确在努力实践自己提出的修史标准：“编写中国近代史应做到既反映中国学界的见解，也反映外国学者能够从外部进行观察而得出的那种客观性……这样的综合可望对近代中国获得一种准确的历史透视。”（第10页）

　　下面将把原作与翻译和编辑两方面结合起来，谈谈大陆中文版的改进空间。首先，本书是严肃的学术著作，翻译、校对者均为专家，编辑工作严谨，他们的诚意和辛勤劳动是值得尊敬的。并且，本书脚注、参考书目、表格、索引符合规范，也便利读者。但是百密一疏，尚有一些不足有待完善。一是关于清代制度的介绍，如全书只有23页提到包衣奴，他们作为使职到各地，以确保康熙能获得机密情报，但郑天梃先生《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早指出，清代之所以没有宦官之祸，是包衣制度的功劳，本书则没有表明这一政治制度的重要发明。又如本书42-43页介绍清代地方行政，只是语焉不详地说：“知县上任后要与一帮通晓本县事务的当地人达成某种谅解或契约关系。……不从知县处领取薪俸，但获准以他们的名义征收附加的税项。……正是这个不入流的集团操办着知县衙门繁杂的日常运转。”其实，幕府胥吏阶层是清代地方行政不可或缺的一环，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论述得非常清晰，近年来也屡有新的专著问世，本书却没有引用。（但章末的书目中有《清代地方政府》）笔者相信，如果译者在类似几处加上译注作一些必要的说明，甚至简单的学术史回顾，可以为本书增色。

　　二是本书新增部分较为凌散，加上大陆版建国以后部分内容的不完整，更加失却前面内容的神韵，风格也不够统一。

　　三是翻译中的少数错误，和校对没有发现的错别字。如246页：“假如两个儿皇帝对我言听计从，敬我毫厘不爽，还要你们这么多官员干吗！”应作：“就连两个儿皇帝都对我言听计从，敬我毫厘不爽，何况你们这些官员！”（原文为：if the two boy emperors obey and honor me so exactly,how much more should you officials!）

　　以上是笔者学习徐著《中国近代史》的一点感想。本书取材宏富，结构谨严，持论平恕，值得一读。桑兵先生《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一文说：“晚近史料繁多，记述不一，虽然立论容易，反证也容易，但可通过对罗生门式的历史记录的大量细节进行实证，以此为铺垫，还原相关人物的相互关系和众多事实的相互联系，使得研究者凭借对错综复杂的事实的把握，让历史人物的关系和性格随着细节的丰富而逐渐显现，全方位地重现历史场景，研究者因而由局外人变成参与者，实现与历史人物的共同生活，真正获得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之同情。这时重新观察历史人物的言行和事件的进程，就能够不仅是对史料的主观解释，而是成为各个当事人的同行者，亲历事件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达到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的境界。”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带人回到历史现场的史著与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