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春运，一位西安大学生在天涯社区发贴质问西安市市长孙清云，为何西安市大学生春节回家过年买张火车票要在暴雪寒风中排队四五个小时，孙清云市长在几天后专门批示有关部门解决春运期间西安大学生返家购票难的问题；2008年春运，一位安徽女大学生在天涯社区讲述了她在火车站的惊魂一幕，眼看着自己的同学被进站火车辗成两截，并质问春运期间车站的管理措施和乘客们的素质。大学生成了每年春运期间最受关注的群体，一个可能初衷只为发泄的帖子受到了市长的关注，一段出于对遇难同学的同情和遗憾的讲述成为天涯数十万网友关注的头条消息，是什么促使大学生这个群体在春运期间成为人们关注焦点？回家过年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件特别重要和有意义的事，在大学生群体被过度关注的同时，另一个群体，民工，开始表达他们的不满，一定程度上说，不管是社会关注还是政策、措施偏向，都明显对他们回家过年的权利与愿望带来了损害。大学生到底如何招惹了民工？单纯从公民或者消费者的角度上说，大学生没有任何特权应该享受比民工更优的待遇，对每个乘客来说，坐上自己想坐的那趟火车的权利应当是均等的。从社会公序良俗的角度上讲，民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更应该受到保护得到满足，而相对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大学生，则没有理由享受这种特殊关照。又到一年春运时，一篇题为《大学生凭什么得到春运照顾》的文章在网络上迅速成为人们关注讨论的话题焦点，文中所说到的问题，是否值得让人们，尤其是大学生们重新冷静思考？

一.“黄牛党”与“绿色通道”

　　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题。没有“黄牛党”，“绿色通道”就不会如此受到关注，并作为铁路部门彰显自己人性化经营的手段，以此来遮掩自己运力不足、调控不力的根本问题；没有“绿色通道”，“黄牛党”也就没有了相应的“知名度”和潜在利益市场，要知道，每年报道的打击“黄牛党”的新闻案例，甚至没有触及到这个群体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并且，这些被打击的黄牛们，通常只是徘徊在市场边沿的“散户”，真正的操纵者，从没被惊动过，这正是因为他们借“绿色通道”的形象羊皮，掩盖了自己的百般丑恶。

　　有数据显示，一些大中城市的特殊线路列车（如成都站的“成都-乌鲁木齐”线），即使在非客运高峰时节，客票也异常紧张，西安等城市更是几乎全年客票紧张，这其中有什么猫腻？铁路部门与“黄牛党”是一家人啊，内外勾结暗渡陈仓，“黄牛”们只不过是“二级经销商”，他们赚取的那一点点，哪能和搞“独家代理”的铁路部门工作人员的利润相比？所以，尽管政策、文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各地铁路部门和公安机关要加大力度严打票贩子，客运高峰期时，你在车站外仍然会遇到一打一打的“黄牛”，即便有治安人员巡逻，他们也决不会低调行事。在这场猫鼠游戏里，黑猫警长和精灵鼠小弟本是同根生。

　　民工专列、学生专列等“绿色通道”的存在，正是滋生“黄牛”的温床，“绿色通道”已经不是一种保障讯号，而是一种无形的预警：如果你没有走“绿色通道”的命，那么，“黄牛党”就是你唯一可以投靠的组织！利益怪圈已经形成，而所有的红头文件都只是治标不治本，黄牛群体正是“灯下黑”，不彻底撕开铁路运营体系的这块花花桌布，如何能照见藏在下边的经年陈垢？考问铁路运力建设、指挥调控能力建设、票务、服务和信息反馈系统建设、经营管理监督体制建设，才是真正行之有效的回春汤药，当“绿色通道”再没有存在的必要的时候，“黄牛党”也就自动解散了。

二.“社会精英”与弱势群体

　　针对大学生这个群体来讲，“社会精英”这个说法必须得加上引号，这是因为，就大学生自己来讲，只有极少数敢于承认他们是可以称作社会精英的一群，而且这些敢于承认的人当中，还必须除去一大部分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人。一贯视谦虚为美德的中国人，实际上还并不太习惯把一个看上去神圣高尚的光环自己戴到自己头上，同时，那些自以为自己是天之娇子的高校成员中，为数不少的人已经把这种美德彻底丢掉了，对于他们来说，任何光鲜亮丽的词汇，他们都觉得理所当然应该由他们来自由表达，但实际上，他们的外表并没有金玉镶嵌，败絮疙瘩倒是走一路掉一路。而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话，“社会精英”仿佛更是一个带有选拔条件的词汇，所有的高校成员以外的民众都是这个选拔的“评委”。

　　与此同时，“社会精英”也是一个必须附加相应义务的群体，在公共场合，他们更多地意味着民众意愿的表达者、利益的代表者、社会公德的践行者，以及广泛意义上的奉献者。因此，当一位民工看到在火车上，一群上海某高校的返乡学生占据好几个单元的座位，在车厢里肆意喧闹嬉戏，而在他们座位旁边的过道上，却站着比他们人数还多的老人、带孩子的妇女们时，他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判断告诉他：这群人不是什么社会精英，他们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享有了不该享有的“特权”的普通公民！在民工这个弱势群体面前，“社会精英”们的表现，与他们的身份完全不相称。大家都明白，在铁路运力一定的情况下，有越多的人享受特殊照顾，也就意味着越多的原本跟这些受特殊照顾者们有着同等回家机会的人被排挤在他们应得的利益之外。

　　当政府部门和铁路部门在为大学生们回家过年开特别通道的时候，他们的考虑当然不是因为大学生们是“社会精英”，而更多地是出于对他们这个涉世未深的群体的照顾和同情。但是，大学生实际上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然人，他们参加一切社会活动的行为与结果都应当由他们独立承担，所有的社会活动游戏规则，所有既成的社会公序良俗，他们也都必须遵守。因此，在回家过年这件事上，排队买票、凭票上车的游戏规则同样适用在他们身上。民工们通宵排队没有怨言，没有动辄置问政府官员，大学生们同样应当参与到排队的行列中，同样应当忍受寒冷天气，同样应当面对铁路部门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不高的现状。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在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理当得到更多的帮助与照顾。他们中大多法律意识不强，法律知识欠缺，在个人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更多的是自认倒霉，以赶火车为例，他们比其他人更可能因为对乘车管理规定的了解不够而错过自己的车次，更可能因为防范意识不强而被盗、被骗，更可能因为不清楚如何寻求帮助和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遭受经济损失。作为“社会精英”的大学生们，具有比民工们强的法律意识和知识，亦即有着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与工具，因此，其他任何的特殊关照或制度倾斜都是不应有的。

三.话语权利与权益实现

　　言说的传播途径和认可程度与言说者的身份地位、言说环境的文明开化程度（亦即通常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舆论工具和权力工具的主宰角色等有密切的关系，即便我们承认每个人的话语权利都是一样的，通过话语权利表达的利益诉求能否得以实现，仍然是由身份、言论自由、舆论、当权阶级等要素来决定的。

　　“人微言轻”通常是某些芝麻小官的自谦之辞，但确实如其字面意思所说，弱势群体的话语分量因其身份地位而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他们的利益诉求之路显得特别艰难曲折，权益实现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积少成多的不懈坚持和舆论导向、当轴者的良心天平。孙志刚事件、崔英杰事件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孙志刚事件之所以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与那些有正义感、责任心、同情心的新闻、法制工作者的努力分不开，崔英杰事件出现在孙志刚之后，所以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事件对那些执法者有多少警示，相反，执法者们这一次将自己的话语权利运用到了极致，使得事件的处理结果反而偏向了他们。全国的城管人员大概因此而大受“鼓舞”，更加为所欲为，肆意践踏他人的权利，出尽风头，显尽威风，不信，你可以朝湖北天门看一看。

　　糟糕的言论自由状况是造成诸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高校的状况可能会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去。高校学生们的利益诉求不外乎这样一些方式：联名上书、集体投诉、媒体求助、极端案例，当这些途径都不能达成他们的愿望的时候，他们大多会选择放弃，但也有一部分思想较为激进（或者说极端）者，会尝试通过公众平台发泄，电台热线、网络论坛乃至援助机构……实际上，不管他们的举动得到的结果如何，他们都应该感到庆幸，因为相对而言，他们的言论表达之路还算开阔顺畅，他们不必担心来自学校、社会的打击报复，不必担心自己的前途饭碗，当然，他们并不满足现状，而且也很少有过更为成熟的思考，更为深入的探索。大学那么三四年时光，看不惯的地方大可以忍过去。那么民工呢？他们因为要面对生存的现实而变得过分胆怯，害怕丢掉自己的饭碗，害怕打击报复，害怕因言获罪，自身的心理状态和外部生存环境的双重压力下，他们的言说空间比他们的弱势群体这一社会阶层还要低微狭窄，而来自外部的援助与伸张又总是可望而不可及，他们宁愿寄希望于一张彩票也不会指望来自外界的援助之手。我在一篇探讨弱者“生存哲学”的电影随笔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对他们（弱势群体的个体）来说，怎样的痛苦都可以承受，怎样卑微的诉求都不会讲出来，一切靠自己设计，靠自己完成。他们从来不会考虑无谓的求助和可耻的怜悯，而是通过‘自力更生’式的复仇来完成自我救赎。但他们并没有失去底线，报复之后常常是宽恕，从来不会真的把对方置于死地。”现在，我仍觉得这种总结是恰当的。

　　至于舆论媒介、当权阶级，我想起的是马克·吐温先生的一段轶事：他曾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说，国会里的某些人是狗婊子养的，随后有国会官员要求他对自己的说法负责，想来想去，马克·吐温作出的道歉是：“现在，我愿意将以前的话作出修改：国会里的某些人不是狗婊子养的。”不妨借用一下：我们的上层建筑供养着的绝大部分是狗婊子。

　　回到我们的母题，在春运这件事情上，大学生其实无心招惹民工，也并未真正招惹民工，但我们的权力部门的做法，一直是在损害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利益，谁的话语权利更大，他们就护着谁，不管那些话语是否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