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老话开始说起

　　“思考”这个词总免不了一些负面形象。像所有被人提及太多而被赋予了不同含义的词汇一样，“思考”这个原本简单的思维动作，也变得复杂了。在一些人那里，因为它还是某种标志、一些阳春白雪的成就感、空洞思想的遮羞布，而更像是一个借口。另外一些人因此而放弃了思考，转而寻求某种自发状态下的灵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却并不能抹杀思考的重要性。

　　我热爱朋友们的诗，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仍然不赞同群体，不赞同在一种写作取向、趣味乃至文本本身的趋同，但在写作上对于朋友们的信任，与“群体”毫不相干。这样的欣赏及热爱更加直接纯粹，甚至也不建立在友谊的层面上。同时我也在思考着朋友们的诗，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思考也是在思考我自身——不是比较，也不是寻求共通之处，而可以勉强解释为：在诗这一范畴之内的一种相遇。这种相遇有时让人惊讶赞叹，有时也让人迷惑不解，而且需要契机。

　　昨天，我看到了乌青在2007年写下的一些诗，他说让大家选出五首最喜欢的，我就都看了一遍，然后对他说，我要给你写个评论。因为我觉得，这个契机到了。

　　乌青在2007年以前的有一段时间——我没有仔细计算过，只在时间上有个大概的印象——可以说陷入了写作的停滞。我并不从负面的角度看待“停滞”，因为这种停滞是必然的，也是常见的，甚至是普通的。它既不可怕，也不能够说明任何问题。正像我对于朋友们的信任一样，我也相信，乌青的身上有着朋友们也一样有的写作的自觉。这种自觉令人警醒，有时也恰恰就是因为自觉，才有了在茫然中寻求出路的“停滞”，一个空白的时刻。这也正是我之所以决定写下这篇评论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一批2007年的诗，令人欣喜的证明了乌青从停滞中走了出来，有了新的突破。对于语言的思考并没有因为过去创作了那么多好诗而停下，作为诗人的乌青也始终没有离开。

　　在交谈中，乌青将自己现阶段的写作方向作出了两个简单的总结。我同意这样的划分，因为它们已经很明确的体现在了2007年的这些诗里。简单的复述一下是：一是放纵，无所顾忌（这我不太同意）；二是摆脱原有的语感与节奏，寻求“生硬”（这点我很赞同）。

2.两种不同的“自由”

　　乌青对于语言在两个方向上的探索，我认为实际上是对于“自由”的两种不同理解。他在2007年的作品中，很明显的作出了两种尝试。实际上，在乌青过去的诗中，也能够发现这两种尝试的痕迹。我更加同意“寻求生硬”，简单的说：如果将“自由”理解为对“不自由”的挣脱，将“口语”视为对“非口语”的摒弃，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但如果将“自由”理解为“随便写”，将“口语”视为“像说话那样写诗”，我不认同。

　　区别在于：后者完全忽视了在语言上的努力。

　　实际上，越是简洁的语言，往往越是承担着更多的责任。这种责任可以这样解释为：禁止使用任何工具！

　　简洁并不意味着随便写，随便写出来的也决不会简洁有力。我同意“任何事物都可以写成诗”，但这样的“同意”是有其前提及限度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诗，但不是说只要动笔写下眼前所见之物或者想说的话，就变成了诗。任何一种写作，如果抛弃了在语言上的努力，只会因苍白而毫无意义（难道我们不曾发现一些诗仅仅只是分行么），或者因为某些人为的意图（而非诗的出发点）而“很有意义”，成为静物描写、记事、发泄、哲理小品、笑话和歌词。

　　所以我不同意像说话和写日记那样写诗。说话和写日记，即使分了行，也并不能够从简单的语句上升腾起来，成为诗。同样的，对于“意义”和语感的消解也并非只要口语化就能够实现的。

　　在乌青2007年的作品中，一些诗开始逐渐摆脱乌青原有的语感、节奏，或者简单的称之为是“习惯”。我也以此作为标准，选出了我最喜欢的几首诗：《没有一次完美的第一次见面》、《吵架是快乐的》、《想到一些笑声》、《变化》，以及部分的《有关贫困》。这些诗体现了乌青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尝试，即寻求“生硬”。这种寻求对于乌青的意义在于突破自身，而真正的突破还应该是进入一个没有边际的宽广之地。语感之害也许是语言通往此地的最大，也最难以察觉的束缚。我也因此而认为，彻底的消除语感，远比消除抒情和意义更为重要。换句简单的老话说，一首好诗，是否抒情，是否带有一些别的东西，是无所谓的。

　　为了不使这篇简单的评论有变得教条的危险，最后我想引用贾冬阳曾说过的一段话，作为补充和某些可能发生的歧义的纠正：“一个这样的写作者在写作时，或许会有这样的经验：他自我倾空，在期待之中，随时为准备降临之物敞开接纳的空间。一旦他被某种‘黑光’照射（照射即收敛），并由一种寂静的声音牵引着被收摄入某种神秘的境域，他就会在应召中记录下那于无蔽的瞬息中闪现自身者。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写作者对存在的追问与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