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可能都遭遇过疯子，也许在小时候，也许就昨天。或者在现实中，或者在书本里。我见过那么几个。一个是小时候的邻居大爷，他以前是一艘远洋轮的大副，疯了之后喜欢干两件事，一是骂人，逮谁骂谁。再就是晾晒他那件做大副时堂皇的呢子制服。我现在还记得那件大衣上闪光的铜纽扣。还有一个是高中时的班主任。有一次我和同学逃课到学校附近的精神病院玩，那里有几张露天乒乓球台是我们的秘密运动场。突然我看见班主任的脸出现在医院大楼一张绣迹斑斑的铁窗后面，吓得我们逃回学校，迅速把班主任疯了的消息传遍神州。等下午班主任将我们叫去训话才知道，他不过是去那里拔牙——为了效益，精神病院也设了牙科。

　　当我读到，20世纪30年代有人用拔光病人的牙齿、摘除大肠的方法治疗精神分裂，我觉得我那时候的荒唐算不了什么。在《雅致的精神病院》一书中，像如此离奇的精神病治疗方法还有很多。从古老的放血、鞭打到冷冻、电击休克、额叶切除等等，应有尽有。193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詹姆斯·梅伊（James May）哀叹精神疾病是“医生的游乐场”，恐怕是相当准确的评价。

　　梅伊的哀叹想必没有传至大洋彼岸，不然福柯没有理由放过。时隔30年，在《疯癫与文明》里，福柯对精神病院的抨击显然滞后了。书中他抨击精神病院的创始人图克（Tuke）和皮内尔（Pinel）所倡导的“道德疗法”。那些医生们宣称的“解放”——废除强制，为精神病人创造人道环境的举措，在福柯看来，实际上是“用令人窒息的责任取代疯癫引起的无限制的恐怖”。精神病院不再惩罚疯人的罪过，但是它的做法比惩罚还厉害，因为他们用名义上的良心取代了皮鞭。相对的，福柯赞许弗洛伊德，因为后者虽然没有把精神病人从他们的生存状态中解救出来，但他的确把他们从“疯人院”中解救出来了。

　　福柯的高论滋养了无数的文学教授，但对精神病人来说基本无益。《雅致的精神病院》书中重点介绍的麦克连（McLean）疗养院就是一座深受“道德疗法”影响的精神病院。尽管它也面临各种新颖的治疗方法的诱惑，但总的来说，麦克连的治疗原则还是保守的。对于大多数病人来说，那里仍是理想的人生低潮避难所。在麦克连长长的病人名单中包括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安·塞克斯顿，数学家约翰·纳什，爵士乐大师雷·查尔斯，甚有可能，亨利·詹姆斯的哥哥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家）也曾在院中住过。不幸的是，普拉斯和塞克斯顿都以自杀告终。前者是电击疗法和休斯的受害者，而后者死于重度抑郁。可是，当我读到，诗人罗伯特·洛威尔（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坐在数学家约翰·纳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病床上，向周围的人高谈阔论时，我觉得福柯对精神病院的指责还是很过分。恰恰是他推崇的精神分析疗法带来了更多的毁灭——一个弗洛伊德的信徒任院长期间，麦克连的病人自杀率增加了10倍。精神分析疗法与额叶切除手术的危害孰轻孰重，真是很难判断。

　　由此我可以理解詹姆斯·梅伊的哀叹。那的确是哀叹，而非指责。因为指责，哪怕经过福柯式的理论包装，仍没有触及到人类最深刻的悲哀，那就是不能互相理解的悲哀。那些现在看来难以理喻的治疗方法，既是人类互不理解最极端的体现，也是人类互求理解最极端的表现。遗憾的是，我没有看见一部有同情心的完整的人类精神病治疗史。《雅致的精神病院》能稍解这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