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书瘾君子》是一本行文夸张笔调逗趣的书。作者汤姆·拉伯以幽默诙谐的手笔，娓娓道出对书籍的搜求、阅读与收藏的痴迷，并把爱书人的种种病状一一列举出来，非常生动地勾勒出了那些被书“撞了一下腰”，或“撞了N下腰”的爱书人，在书籍和书店中快乐沉沦的一种幸福体验。虽然说如今很多奔忙在快节奏里的城市人，书买得越来越多，但看得却越来越浅。但对另一部分人而言，读书正成为一种必要的生活方式。所以，一个人被书“撞了腰”，所有的雅兴之事只因为“我为书狂”，还是让我们感到如此的尽兴和幸福。因为，我们和汤姆·拉伯一样，也始终相信对书产生疯狂的爱好是一种奇异而耐人寻味的幸福现象。

　　有趣的是，4月底的一些时政期刊，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与书相关的阅读主题，呈现出一片“我为书狂”的尽兴姿态。《悦读时代》（《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14期）以书店历史变迁来关注中国的阅读环境和阅读习惯如何发生改变。文章从昔日传统意义上的封闭性销售的书店，到开架卖书，再到超大型图书卖场包括连锁店的不断增加，民营书店的诞生，以及以民营书店为起点的中国独立书店的先后兴起，使得有幸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在厌倦了良莠不齐的地摊书市后，开始在本世纪成群结队走进庞大的购书中心或者找到切合自己气质和审美的博尔赫斯等独立书店进行“悦读”。这种“悦读”的变迁，不仅见证了书店的历史发展，同时也见证了中国的读书人如何把阅读从一种求知转变为一种生活方式。正所谓，做书店的人有做书店的人的快乐，读书人有读书人的快乐。

　　说到读书人的快乐，估计对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阅读，应该是一种快乐中的快乐了。帕慕克去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其作品的阅读，自然地就成为了一种阅读方向标，一种特有的文化符号。伊斯坦布尔是帕慕克住了一辈子的城市，所以，帕慕克的书总是与伊斯坦布尔枝脉相连。《伊斯坦布尔》一文（《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15期）从奠定了帕慕克作为欧洲核心作家的《我的名字叫红》、《雪》谈到了《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文章认为，一个好作家是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了他的世界的人，这本书是对这句话最好的回答。对于厌倦了那种过于自恋的读书人来说，这一本关于伊斯坦布尔的命运、而且敢于正视一个国家文明衰落所带来的精神苦难的书，是非常有看头的。

　　同样也是作为一种特有文化符号来阅读的鲁迅先生，在读者面前却展现得异彩纷呈。《文化主将身上的烟火气》（《瞭望东方周刊》2007年第16期）谈及了不同学人对鲁迅先生的不同阅读。钱理群在《与鲁迅相遇》一书中说“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就接近鲁迅了。”而孔庆东在《正说鲁迅》时则如此说：“鲁迅的这些智慧倘能被我们学习一半，就算一半都没有，我觉得就可以像过去说的‘闪闪的红星’一样，指引我们长夜里驱黑暗，寒冬里迎新春……”钱理群仿佛在追忆多年前不期而遇的知己，孔庆东像说着昨天饭局上碰到的“哥们儿”。孔庆东读鲁迅，既不是“主将”也不是“知己”，而是用他的“庸俗”视角勾勒出难得一见的有着烟火气的人间鲁迅：背负着不幸婚姻的中年男人，靠写稿子挣外快的教育部公务员，一个避免无谓牺牲、变换各种笔名战斗，抽烟、喝酒、看好莱坞大片，宠爱幼子的自由撰稿人。两代学人，两本书，两种不同腔调，活脱脱地勾画出了出了不同年代的文化人对文化符号阅读的时代印记。

　　阅读是一种时代印记，阅读也是一种快乐沉沦的体验。所以，纵然阅读的风潮如何变幻，仍会有些书籍有些作家早已刻进读书人的生命，成为了一种永恒的阅读风尚，就像鲁迅，就像帕慕克。纵然阅读的未来风云莫测，仍有人愿意回到书店，不知魏晋地亲闻到书香。毕竟，那些纸媒之书，不管是颜色、声响、还是触觉，都是纯看电子版本永远无法领会的。就像台湾女子钟芳玲在《书天堂》中说的那段话：“对于藏书家而言，一本书的生命不仅取决于文字所散发的能量与魅力，还有形体所承载的历史感与美感。”由此，我们就能理解，爱书人，或者说嗜书瘾君子们，在书店与书籍面前，那种被书“撞了腰”的姿态，为什么会沉沦得如此快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