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雨里，我走了整整一个小时，才看到灯光，看到汽车，看到人群，可我还是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我就继续走，并且我越来越相信只要我顺着这个方向走，就能很快地走掉我的悲伤，走出这片带着雨水的灯光、汽车和那些模糊的人群，走进下一个黑暗。

　　在那里，有一个人将会杀了我，就像刚才那样，可我不确信我能否再像刚才那样幸运了。我的双脚已不能奔步如飞，杀我的人未必会再次鸣枪示警，所以我有点担心，我甚至都有点不想再往前走了，每走一步就是走近死亡，那么何不原地驻守或者等待呢？甚至往回走也可以，这么想着，我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我试图通过那被雨水冲刷的少得可怜的光线回忆起这是哪座城市，可是我失败了，雨水那么汹涌，我的视觉没有一点办法。

　　一个小时之前，我越狱了，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我的一生将注定只能以一个逃犯的身份来面对今后的生活了，而我隐没的每一个地方都随时有可能出现一把枪抵在我的胸膛或脑瓜，别人可以进入超市，黄昏的时候走进电影院，可以在湖边钓鱼，我不能，我所要做的只能是不停地奔跑，尽可能地消失。而这是相当的难，就像现在这样，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哪里，多年来的教育告诉我，坏人终将被抓住，新闻上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知道尽管现在暂时漏了我，这么想着，我突然变得难过了，我开始后悔自己怎么会干出越狱这种蠢事呢？可事实是，与其问我为什么干出越狱这种事，还不如直接问我为什么会入狱这种更蠢的事。

　　我亲手把我的老板给杀了。

　　在夏天最炎热的八月我的老板非要我留长发，越长越好，他还给我印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创意总监”四个大字。从此以后，我和我的这张名片时时刻刻陪着他出现在一个又一个客户面前，我只需要坐在那里呆若木鸡即可，他需要的仅仅是气势，因为我有一头金黄金黄的长发啊，这头长发让我几乎没有了朋友，我走在路上也成为了别人取笑的风景；冬天，老板只能让我留光头，任凭雪花在我的头顶飘来又落下，化成冰冷的雨水。

　　他总是这样叫道：小李，我们出发吧。而翻译到我的耳边的就是：小李，吃饱了没有，该你出场了。我就这样被老板领来领去，像一只听话的猴子等待着表演。当然这些并不是诱发我杀他的原因，最可恨的是他还小气，在我进入公司的最初两个月里，他总会扯着嗓门对我说，小李啊，我请你吃饭去吧。第一次我当然很高兴地去了，而且我整整吃了一盘龙虾，我们痛快地抹了一把嘴，老板说，哦，我的钱包忘记带了，于是我很高兴地付了钱。第二次，老板为了表扬我的敬业精神，请我去吃水煮活鱼，鱼刺很多，这一次我吃得有些小心，老板说，哎呀，我忘记了取钱了啊，我再次付了钱。第三次，老板在前，我慢吞吞地来到了火锅城，我吃得提心吊胆，我极不情愿地掏出了钱包。第四次老板扯着喉咙叫道，小李啊，晚上我请你去吃北京烤鸭吧，我理都没理那狗日的，我回去吃我的拉面去了。

　　虽然他总是忘记钱包或者取钱。不过这些仍然不是诱发我杀他的原因。

　　主要是有一天，老板派我去北京，我在售票窗口问票，一趟是上午8点的，票价122块一张，另一趟则是晚上10点的，票价是120块。我打电话问我老板我应该买哪一张，我的老板为了省掉那两块钱，竟然让我在火车站等了整整一天。不过这些依旧不是诱发我杀他的原因。

　　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决定重新做人。从头开始，于是我首先理了一个正常人的头。这次老板气坏了，仿佛他远大前程的一生都随着我头发的落地而支离破碎了。于是第二天，我的老板交给了我一份新的工作，我的名片也自然而然地没收。说来你可能不相信，我现在的任务是张贴小广告，而且是专门贴在厕所上的那种某某公司提醒你：保持地板干爽，心情时刻晴朗的那种小广告。我拿着我写的宣传语，出现在南京的每一个公共厕所里面。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提着一个袋子，把南京所有写字楼、商务楼、医院、商场里面的厕所全部贴满。在我去过的地方里基本上都有一个叫肛泰的牌子比我先到一步，为此我经常感到有种落后的感觉。我还要随时提防保安的注意，因此我只能从黑咕隆冬的安全通道里低头进出。在安全通道里，有时还会碰到吸白粉的，甚至他妈的正在风生水起的狗男女。当然这些并不能阻止我工作的步伐，我时刻牢记着自己的身份。街上，时尚男女从我面前嬉笑而过，而我不能说笑，我只能提着袋子，提着袋子里面厕所的腥臊，奔赴另一个厕所。尽管我显得脚步匆匆，身体也气喘吁吁，可是一天下来我依旧没能完成老板给我下达的任务——一天2000张。我又是楼上又是楼下，遇到工作负责的保安我楼都进不去，我怎么可能能完成呢，但是我又不能带回公司去，因为这是衡量业绩的方式。于是我只好把它藏在南京的各个角落里，只要老板不派人检查，这一辈子也不会暴露的。

　　每当我张贴小广告的时候，我总要避开人群，我不想看到他们看我的眼神。这一次，厕所里有人。我退了出来，我站厕所门口等待，我们僵持着。我把头依在墙上，我坚信他马上就会出来。可是他没有出来，我等了很久都没有出来，要是再继续僵持下去，我今天肯定完不成工作了，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进去。他还站在那里，我把准备好的广告单重新缩回了袋子里。我很沮丧，继续在门口等，要是每层都有这种人，我该怎么办呢，那么我一天连50张都贴不到啊，我想。过了很久都没有人出来，出于好奇，我重新走了进去，我发现刚才和我对峙的那个男人已经躺在了地上，他死了。

　　我神情忧郁地走出楼梯，外面下起了阳光，温暖的让人想谈恋爱，而我只想找家厕所。离开了厕所，我已经感到无处可去了。以至于我走到哪里都觉得是厕所，都有往上贴的冲动。甚至晚上做梦都会喊：“使劲贴吧，贴啊，把我也贴到墙上吧。”

　　这样的日子没有几天，我便被社区文明办的人扭送进了派出所。

　　深夜里，我蹲在派出所的连椅下等待着我的老板，我希望他能来保释我，可是他没有来，我变得焦躁不安，手不停地抖，我感觉我很怀念那份贴广告的时光，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往墙上拍。啪啪啪的响声震天，我都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那么多劲，派出所的人吓坏了，他们怀疑我有精神有问题，于是我生平第一次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院的日子里，起初我觉得很不错，至少不用交房租。可是后来随着大家彼此之间混得越来越熟，就有人和我打着玩了。有几个人打我还很疼，于是我竟然产生了一种错觉，我的想法是既然大家都在这里，那都是神经病，谁打谁都一样，都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什么后果，结果在一次有组织有纪律有预谋的活动中一个浑身粗壮的病人命令我把痰盂子扣到头上玩的时候，一怒之下我把那个人的头打破了，说实话我打得真不巧，那个病人是典型的精神病人或者说精神最为严重的一个人，他们说轻度精神病人打绝对精神病人就不算神经病，应该交由派出所去处理，我感觉很奇怪，按照他们的理论如果甲帮助老太太过马路，乙帮助一个希望小学建了一座漂亮的图书馆，那么甲在乙的面前是不是就是坏人了呢。当然，没有人回答我，他们很快地又把我送回了派出所。

　　接下来，我在派出所和精神病院之间又来回过了三遍，两边的人都厌倦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或者把我放在哪里。精神病院觉得我每天吃得好睡得好中午还朗诵诗歌抒发人生，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个精神病患者应有的痛苦，放在这里影响士气，而派出所则认为，我不停地在墙上拍来拍去，大脑肯定处于紊乱状态，说不定哪天就把他们的同事贴到墙上去了。

　　有一天，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在派出所移交给精神病院还是精神病院移交给派出所的途中，司机和陪同我的人下去小便，我就从车上下来，随便走走，晒了会太阳，可是我等来等去都没有人喊我上车，回头看过去，车子已经没有了，剩下两片潮湿的土，那是他们的尿，我感觉自己像个弃婴，悲伤地往前走。我就这样走到了我老板那里，生命力极强地站在了我老板面前。你怎么还在？我的老板跳起来很高地说。过了一会说，贴完了吗？我说什么贴完了吗？那些宣传单啊，厕所里的，这还用问，老板有点生气地说。我的老板很显然并不知道我在派出所和精神病院之间推来搡去的遭遇，他还忘记了发我的工资，当然这些天我也没干什么，因此这些还不是诱发我杀他的原因。

　　那么什么是呢？够了，我想就此停止这些废话，如果就这样平白无奇地说下去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结果，甚至连个插曲都没有，所以我还是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吧，雨还在下，我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或许下一滴雨水到来之前，就有一把枪先于抵达我的脑瓜。

　　突然有一天，我的老板提议和我玩一个游戏。那是我和我的老板小时候最常玩的游戏，玩法很简单，每人拿着一根树棒当作话筒，唱歌，第一个人唱出来的歌词里的最后一个字作为另一个人要唱的起始的字，谁唱不出来对方就要用木棍狠狠地敲一下，直至敲出灵感，让他唱出来。这一次，是在KTV里，我的老板张大亨同志不知道是喝酒过度还是精力不济，总是接不上我的歌词，因此我狠狠地敲了他，我说张老板啊你怎么了，你快点唱，唱啊，我叫着敲着，可是任凭话筒落到他有条有理的头上他依旧没有任何反应，像极了一头挺在上坡路上的老驴。我骂道，你这个死驴快点唱，唱啊。我变得异常地激动，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我们的童年。那真是美好的时光啊。那时候，我常常和张大亨走街串巷去寻找一切含有铁元素或者铜元素的制成品。我们把捡来的废铜烂铁收集成堆在各自家中的锅屋里，等待周末的到来，卖掉，然后我们的身影便会频频出现于学校门口那间飘荡着糖果味的小卖铺里，被很多人崇拜。我们还下河摸鱼，爬树捉鸟，那个年头没有我们到达不了的地方。只是后来谁会想到他成为了我的老板了呢？谁叫你是我的老板，谁叫你是我的老板，快说，你说不说，我咆哮着，敲得更狠了，可以说是砸，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张大亨已经死了。

　　就是这么简单，我梦游般地把我的老板给杀了，而他曾经是我的小学同学，我最要好的玩伴。

　　在警方的讯问中，我是这么解释杀人动机的：我怕他这次唱歌，又没带钱包，每次他提议和我一块出去消费时总是不带钱包，要知道我身上已经没什么钱了，我不想在结账的时候当面出丑，所以我趁机就把他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