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海中的珍珠鱼，深深的海水，冲洗着死亡之岛……在轻软的风中，丢失的男孩，永远睡熟了，深深的拥抱，咸咸的嘴唇相吻……我们的名字将被忘记，没有人再会记住……在你墓前我放下一株飞燕草，一片蓝色。”——德里克·加曼

　　这是我看过加曼写的话中最为喜欢的、柔软中带着刺痛的字句，饱含美丽的同性情感，绝望与希冀纠缠共生，终究归于永恒的蓝色。

　　在我知道他以前，他已经从这世上消失。他的电影、他的HB、他的记录。所有一切都与他无关。他作品中的独立，他为同性恋所争夺的激烈言行，通通与他无关。他从死亡的幽径过渡并浸入一片蓝色，那里是他向往的世界，正如他的《同性恋人之梦》写到的一样：“我希望有一天，所有的男孩爱上男孩，所有的女孩爱上女孩，永不改变。”

电影

　　这是他最后一部电影。《蓝》。留给我们的电影图腾。创作于他患艾滋病且靠近死亡的时候，亦是在他双目失明之后。

　　“为了让人知道死亡是什么时候样的，艾滋病人的死是什么样的”。

　　动人心魄的77分钟，带我们进入静谧，安详的蓝色。如同回到最初孕育我们的子宫。没有人物，没有情节，没有结局。只有从荧幕上透出来的蓝。深深浅浅，光影浮动。嘈杂的医声，喧嚣的海水。中性美人蒂尔达·斯维顿（Tilda Swinton）念着此起彼伏的旁白。摒弃了一切值得炫耀的电影手法，却将他电影一贯标志性的艰深推到了极至——无人可以代替，用光影来描绘同性恋，以及他独有的哲思。又或者说，加曼完全抛开了艰深，选择了极真实的平淡。

　　《蓝》无疑是电影史上标志性的电影文本。由于加曼本身的独立与不羁，我们更容易给它贴上前卫另类的标签。但这部电影却是他主人对死亡的诠释，是他看到死亡的颜色并真实的描绘。正如加曼英国绅士般的说法：这是我的死和英国的死。但对于同性恋者与影迷来说，加曼的死的的确确笼上了忧郁并温馨的蓝色。

　　加曼一生都为他所拥有的两个身份而骄傲——英国国籍与同性恋身份。而这两个身份让他成为一个著名的矛盾体。加曼拥有英国绅士的传统精神，他幽默、闪亮的个性，令他对生活充满激情。但他用词谴句却是老派的英国风格，他还反对流行时髦的脏话。同性恋的身份让他天生的智慧更加地敏锐，艺术化，且独具一格。外界对同性恋者的压迫与打击更使得他性格思维极端。正如在《独立报》在加曼死后两天刊发的一篇评论说到：“对同性恋的压迫和对英国传统的践踏燃烧着他的艺术。这两个主题交织在也许是他最个人化的电影《英国余烬》（The Last Of England，1987）中，这部电影就在他查明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后创作的。”

HB

　　HB（考林斯，Keith Collins），加曼的同性情人，陪伴他走过最后岁月直到死亡的男人。

　　那是在1986年10月的梯尼塞斯同性恋电影节上，加曼看到了这个坐在电影院第一排的漂亮男孩。当时的HB只有21岁，大学刚毕业，为政府部门设计软件。只是一眼加曼便被这个“美得不可思议”的男孩迷住。第一次的邂逅，被加曼称为在罗曼蒂克的环境中，因为有他终生钟爱的电影。当时的加曼也还算英俊。电影结束后他便给了HB自己的电话。仿佛是爱情的力量，刚确认HIV阳性的加曼深切感到了恋爱的滋味。他给HB电影祝他新年快乐，万万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这个漂亮的男孩便独自背了个包敲开了加曼的门，呆了下来。

　　HB是纽卡索人，他身上有许多文身，包括花、蜜蜂、蜥蜴、海马和一条鱼．这与他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关．父母都信奉卫理工会派且是社会主义者，这样家庭里的儿子却滑稽地跟一个公开的爱滋病患者走了。这一走便是7年。他深情地陪伴且看护了加曼7年，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

　　在这7年当中，加曼开始写日记。记录他的病情、电影、性、还有HB。也只有关于HB的才都是高兴与充满调侃意味的。

　　“HB开始蓄头发，他说现在不再有人看他了。自然，他这是鳄鱼的眼泪……他从母亲那遗传了非凡的眼睛，绿色的眼睛，睫毛长得跟蜘蛛似的……”

　　“我想念HB在屋里来回走动的沙沙声，劈里啪啦的打字声，老爷洗衣机里嘎拉地把肥皂水甩到地板上……他帮我熨衣服，在他到来之前，我的衣服还从没见过熨斗；他吸尘之前我不曾拥有过吸尘器；我抱膝坐着，他吼叫着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他做饭，他洗衣服，他把柠檬洁厕净冲入下水道。”

　　当HB离开加曼去纽卡索工作时，加曼便在日记上记录对HB的想念，以此打发独自面对病痛折磨的漫漫时光。加曼穿上他情人的衣服，闻着他的味道，想象他就在自己身旁。每当此时，加曼便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反复在日记里写道：“我是如此想念他。”

　　每当HB不得不离开加曼去工作时，他便装出一副快乐健康的样子，“如果HB发现我悲伤的话，他便会留下来。”而HB也是每次及时飞回来，将加曼从孤寂恐惧中解救出来．此时，他会在日记中欢呼：“我丢失了这么久的HB终于回来了!”

　　一天晚上，加曼从梦中醒来，他将HB叫醒。

　　“我梦见上帝了”。
　　“上帝跟你说话了？”
　　“是的，上帝跟我说话了。”
　　“上帝说什么了？”
　　“上帝说他把你给了我。”

　　有时在他们从伦敦的工作室前往海边的“希望小屋”之前，HB会提前写好一张卡片寄往小屋．当他们到达时，加曼便会收到它．他会开心得忘了病痛，只看到HB。这个上天赐予他的情人，也只有HB才能缓解他的痛苦。当加曼难以忍受“比二战还折磨人，慢条斯理地领着你朝坟墓走”的HIV时，HB总希望自己能代替自己的爱人．但HB的希望没有成为现实。加曼在后来的日子渐渐失去了视力，他再也看不到他亲爱的HB，只能用虚弱的声音与他说话。在黑暗中回想着HB的样子。他的绿色眼睛，他蜘蛛般的长睫毛。想着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样子，第一次通电话的声音，还有在伦敦一月下雪的早晨，开门看到HB独自前来的情景。那些甜蜜的，温暖的，挥霍的爱情。

　　当加曼在失明后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HB，true love。这些记载在33册小日记本里的记录也由这句真爱告白结束，HB最终将这些日记整理成书——《慢慢微笑》。

PS：《慢慢微笑》取名于加曼的《电影笔记》。他在拍摄《圣巴斯蒂安》（Sebastiane，1975）期间写到：“他浮出水面，慢慢微笑起来。” “他”可能是加曼曾经的一个情人。

慢慢微笑

　　《慢慢微笑》（Smiling in Slow Motion，2000），记录了从1991年5月至1994年2月的天气，爱情、心情、病症。

　　1986年12月22日，加曼获知了HIV为阳性的消息。在得到这个超级圣诞礼物后的一个月加曼向大家宣布了他的病情。当然这不是值得炫耀的事，但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同性恋偶像，一个特立独行的天才”（《泰晤士杂志》），他负起了他应负的责任。他继续为同性恋人争取权利，反击那些对同性恋人的讽刺与打击。在传统的英国，也有不少人厌恶加曼，视他为肉中钉。但加曼以坚强的毅力坚持他的理想。坚持人人都是同性恋，只是有些在后来变成了异性恋。

　　加曼主动向医生提出停止药物。他开始失明，与黑暗相伴。皮肤肌肉也开始脱落。1994年2月19日，死在英国众议院投票决定同性恋合法年龄的前两天。加曼终于在伦敦结束了他漫长的痛苦。在长期的病痛之后，加曼在临死前说道：“感谢上帝，生命终于快走完了。我真的有点厌倦，无法承受了。”那些曾厌恶过他的人也为他一掬钦佩感动之泪。同性恋合法年龄的提前也成为了加曼的挽歌。

　　一切都随着死亡结束了。或者说死亡带走了一切。再不能绘画了。再不能参加同性恋人的聚会。再不能在波微广场霍克尼的家中，在德瑞街的艺术实验室中，在圆房子的生活剧场中夜夜狂欢了。他也再见不到他那些朋友们了：霍克尼（David Hockney）、普洛克特（Patrick Procktor）和克拉克（Ossie C1arke）……霍克尼在舞场中飞动的满头金发也看不见了。还有用任职于英国皇家空军的父亲遗留下来的前买的那座渔屋，他亲手将它变成了在核电站旁的英国最美丽的海边花园。再见不到了，海浪，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但也许能见到患癌症死去的亲爱的母亲，还有在地狱里的同性爱朋友们。就像肯恩问他：“最好的性经历是什么？”他说：“总是在床上吧，在床上总比在树上好。”“那么你说死人玩同性恋吗？”他说：“死人只玩同性恋。”

　　加曼死了。蓝色电影诗人死了。带着他深深的蓝色。忧郁的、张狂的、不羁的、飞燕草一样的蓝。

　　在最后一本书《自承风险》（At Your OwnRisk）中，加曼这样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今晚，我累极了，我的目光无法集中，我的身体逐渐消沉。同性恋的朋友们，在我离你们而去的时候，我会唱着歌离开。作为见证人，我必须写这个时代的悲伤，但并不是要拂去你们的笑容。请读一读我在字里行间所写的这个世界的关怀爱心，然后，把书合上，去爱吧！希望你们有更好的未来，无忧无虑地去爱。也请记住我们也曾爱过。夜幕逐渐掩下，星光便会露出。”

　　“我活在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