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她所说，我真的变成了一只草履虫。
其实变成兔子也未尝不可，只是我憎恨那些滥用它当童话主人公的可耻大人，他们白白浪费了人家天才般的潜质，把它当成善良听话的乖小朋友，咀嚼青草，扑闪着红宝石眼睛，穿白色衣服，即使蹦蹦跳跳起来也是乖巧柔顺。
多年以前，我在那间教室的靠门的墙壁上恨恨地写下过两行阴毒的诗，又很快擦掉，并为那带有“杀”字的句子而惴惴不安了好久。直到一个星期过去，座位顺着秩序搬到了对面靠窗的小组我才松了一口气。那时背过许多风花雪月的歌词，我怀念那些日子，以为自己必将和众人一起白衣胜雪，举烛放灯在每一个夏风利落的夜。
我曾经是如此虔诚地坚信这些故事都有可能发生。
Hi，Suesue。
Hi。
How are you？
Fine，thanks，and u？
I’m fine，thank u。
我实在觉得英语比中文蠢多了，呆板得好象老夫老妻几十年不变的床戏。
我已经老了。每天面色惨白神情呆滞，面对闪烁的电脑屏幕从中午来网前直至清晨天亮，辐射严重地摧毁了皮肤，让我的黑眼圈更加惨不忍睹。摄入大量垃圾食品，以每天五支冰淇淋的速度将肥肉迅速召唤回到身上。
我的电脑一定很恨我这样虐待它。
它总是不识好歹地死机，这是它回报我的粗暴的唯一方式。还好它是温和的笨电脑，不会中毒瘫痪也不用我翻来覆去地重装系统。
屏幕对面有多少和我一样的草履虫呢？我暗暗地想。一定有一些是草履虫，有一些是兔子，有一些是鱼。
有时候我会想起15年前某个夕照下的笑脸，想起13年前某个冬夜马路上的奔跑，想起9年前某个初夏森林里的暴雨，想起6年前某条小巷子里的背影，想起2年前某个夏日琴行里的琴声，想起一滴深夜的眼泪，一些掺着啤酒和可乐的味道，一只电话筒上被握出的汗，一本没写完的字，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些人和事，他们在时间的催化下以几何数字的速度迅速分裂并生长出更多的故事。
我不相信我竟然已经活到了这么大了。
我和坐在我对面的女生说话，说着说着，她说，你说得我都想哭了。
我愣了愣，然后，喉头突然一痛，有些话再也说不出口。
亲爱的，我其实并不愿意向个怨妇一般地把我心里的疼痛统统倾诉给你。但是我多么希望有人可以倾听。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冰岛？
Why do you like iceland so much？
因为它那么远。
仅仅如此吗？
事实上，我觉得我不可能解释得清楚。
Magnus把自己录制的CD寄了过来，从Reykjavik出发，它将环绕地球漫长的一周，我知道再过不久它就将抵达我的手上，宛如我遥远不可知的梦想。
Sigur Rós、múm、Bjórk、BangGang、The leaves、Ampop、Blindfold、Worm is green、Amilnia、Hakón、Lights on the high way……列举有什么用呢，它们并不是理由。
我知道jón pór Birgisson瞎了一只眼，性取向是gay，但那又如何呢，我依然这么爱他。这不用计较得失的，不用担心沟通的，除了用尽灵魂的力量去爱与幻想，我什么也不用做。
Ampop，来自Reykjavik的trip-hip乐队。键盘手Kjartan的信简直像一坨从天而降的鸟粪般幸运地砸中了我，让我如此厚颜无耻地成为了他们在中国的第三个fan。
最近在看的书是《Screenwriting from the soul》，好莱坞的编剧简直是在把这当作致命的游戏，看得我头大。他们是很聪明的，知道怎样去让人热血沸腾前仆后继。
《蜂巢》、《安徒生童话新版》、《埃达》居然都是石琴娥翻译的。这竟然是我能查到的中国社科院中唯一的北欧文学专家，我一方面钦佩石女士的外语学习能力的同时，也深深为被她的文字洗涤过的这三本分别来自挪威，丹麦和单岛的伟大作品而惋惜。尽管得了丹麦皇室颁发的奖章，但是说老实话，我实在担心石女士的中文能力已经退化了。毕竟每天和海盗般古老又荒野的北欧文字打交道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Giardini di Niro，意大利的post-rock乐团，结合了EITS和Mono宏大的爆炸性吉他噪音迷墙，也带着Low一般的低迷，其中的穿插的几支女声低吟又给了人熟悉的Electr-band中常见的凉意，让我在冷气十足的地铁上俨然沉迷进了两只耳机的世界里。
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来下午要讲电影了。
可惜最爱的都没有碟。
Já。
原谅我的毫无章法。
我热爱的这么多这么杂，但都热烈如花。
“你永远不会知道它们对于我意味着什么，要我死，我都会毫不犹豫。”
你相信这只是一个笑话吗？ |
